斯特凡·格奥尔格诗5首

此处所谓“文章”或“文辞”，即与上文所述“文学”之义不同，观其同在《儒林传》一篇之中而严为区分如此，则知此种分别，固非出诸无意者。班氏《汉书》大率多本《史记》，其于“文学”、“文章”之分亦与《史记》相同。如《张汤传》云：“汤以武帝乡文学，欲附事决狱，请以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补廷尉史。”而于《公孙弘传赞》则云“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”，又云“刘向、王褒以文章显”，则知彼固犹仍史迁旧例也。(1)

至其用单字者，则本于孔门所谓“文学”一语而析言之：文是“文”，学是“学”，以文章之义称“文”，以博学之义称“学”。清代刘天惠《文笔考》云：

《汉书·贾生传》云“以能诵《诗》、《书》属文闻于郡中”；《终军传》云“以博辨能属文闻于郡中”；《司马相如叙传》云“文艳用寡，子虚乌有”；《扬雄叙传》云：“渊哉若人，实好斯文；初拟相如，献赋黄门。”至若董子工于对策，而《叙传》但称其属书，马迁长于叙事，而《传赞》但称其史才，皆不得掍能文之誉焉。盖汉尚辞赋，所称能文，必工于赋颂者也。《艺文志》先六经，次诸子，次诗赋，次兵书，次术数，次方技：六经谓之六艺，兵书、术数、方技亦子也。班氏《序诸子》曰：“今异家者各推所长，穷知究虑，以明其旨，虽有蔽短，合其要归，亦六经支与流裔。”据此，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，诗赋为文矣。

然非独西京为然也。《后汉书》创立《文苑传》，所列凡二十二人，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。盖文至东京而弥盛。有毕力为文章而他无可表见者，故特立此传。必载诗赋者，于以见一时之习尚，而文苑非虚名也。其《传赞》曰：“情志既动，篇辞为贵。抽心呈貌，非雕非蔚。殊状共体，同声异气。言观丽则，永监辞费。”章怀《注》：“扬雄曰，诗人之赋丽以则。”是文苑所由称文，以其工诗赋可知矣。然又不特文苑为然也。《班固传》称能属文，而但载其《两都赋》；《崔骃传》称善属文，而但载其《达旨》及《慰志赋》。班之《赞》曰“二班怀文”；崔之《赞》曰“崔氏文宗”。由是言之，东京亦以诗赋为文矣。(2)

然非特汉京为然也。三国魏时文章尤丽。《魏志·王卫二刘传传评》云：“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，博好文采。同声相应，才士并出，惟粲等六人，最见名目。”今按诸传中，或称有文采，或称以文章显，或称文词壮丽，或称著文赋，颇传于世；而《粲传》独云“善属文”，盖粲长于辞赋，徐幹时有逸气， (3) 然非粲匹也。《蜀志·郤正传》称能属文，评曰：“词灿烂有张蔡之风。”而传载其《释讥》。《吴志·韦曜传》称能属文，而载其《博奕论》；《华覈传》，评其文赋之才有过于曜，而《传》载其《草文》。则三国时所谓文，亦以词赋为宗矣。（《学海堂集》卷七）

此文可为我说作证故备录之。我们试再从反面就其论学者观之，如：

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。（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）

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鲁之间，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。（同上）

董仲舒子及孙，皆以学至大官。（同上）

汉承亡秦绝学之后，祖宗之制因时施宜，自元、成后，学者蕃滋。（《汉书·韦贤传赞》）

仲舒下吏，夏侯囚执，眭孟诛戮，李寻流放；此学者之大戒也。（《汉书·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》）

古之儒者，博学虖六艺之文。六学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、正人伦、致至治之成法也。……及至秦始皇兼天下，燔诗书、杀术士，六学从此缺矣。（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

哀平间以儒学显。（《后汉书·蔡茂传》）

父充持庆氏礼，……作章句辩难，于是遂有庆氏学。（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）

初，中兴之后，范升、陈元、李育、贾逵之徒，争论古今学；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，义据通深，由是古学遂明。（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）

类此之例甚多，不能备举。则知西汉之以“文”、“学”二字区别用之，其迹甚著。至于更为明显的例，如：

雄少而好学，不为章句，训诂通而已。……顾尝好辞赋。……又怪屈原文过相如，至不容，作《离骚》，自投江而死。悲其文，读之，未尝不流涕也。（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）

博学多通，遍习五经，皆诂训大义，不为章句；能文章，尤好古学，数从刘歆扬雄，辨析疑义。（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）

此二节以“学”与“文”分别并言，更可看出其分用之迹，所以吾谓两汉所用的术语，用单字则称“文”与“学”，用连语则称文为“文章”或“文辞”，而称学为“文学”。

大抵学术用语，恒随时代而变其含义，只须细细体会，犹可得其梗概。阮元知六朝有“文”、“笔”之分，诚是一大发见；惜犹不知汉初已有“文学”、“文章”之分，已有“学”与“文”之分。若明汉时有“文学”、“文章”之分，“学”与“文”之分，则知六朝“文”、“笔”之分，即从汉时所谓“文”或“文章”一语再加以区分耳。若先不经此分途，则“文”、“笔”之分，亦断不会躐等而至者。梁元帝云：“古之学者有二，今之学者有四。”（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）惟其有“文学”、“文章”之分，有“学”与“文”之分，所以为二；否则“文学”一语，可以赅括尽之，即在古之学者，亦未见有二也。不过在此期虽有“文学”、“文章”之分，而称“学”为“文学”，则犹与现在所称“文学”之义不同。此所以为文学观念演进期中第二期的见解。

第二节　《艺文志》中之《诗赋略》

在史籍中所可窥见汉人对于文学之认识，除“文学”与“文章”之区分以外，厥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有诗赋一略。《艺文志》本于刘歆所定的七略，以“诗赋略”与“六艺略”、“诸子略”等分列，使文学类的创作，和关于学术的书籍划清鸿沟，这确是一个可以值得注意之点。他这种分法虽似乎不免仍重在形式上韵散的分别，但也因为当时的文学作品只须就韵散别类，故觉得孔门分别诗文的观念，犹足以适用的缘故。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云：

班《志》之叙艺文也，仅序诗赋为五种，而未及杂文；诚以古人不立文名，偶有撰著，皆出入六经、诸子之中，非六经、诸子而外，别有古文一体也。如论说之体，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；然其体实出于儒家。书说之体，亦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；然其体实出于纵横家。推之奏议之体，《汉志》附列于六经；敕令之体，《汉志》附列于儒家。又如传、记、箴、铭，亦文章之一体，然据班《志》观之，则传体近于《春秋》，记体近于古礼，箴体附于儒家，铭体附于道家，是今人之所谓文者，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。故古人不立文名，亦不立集名。若诗赋诸体，则为古人有韵之文，源于古代之文言，故别于六艺、九流之外。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，另为一体，不与他体相杂矣。

此言颇得刘班著录微旨。盖当时既有“文学”、“文章”之分，则别立诗赋一略，以著录关于文章之著作，本亦至当。刘氏又谓：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叙诗赋为五种而赋则析为四类。屈原以下二十家为一类，陆贾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类，荀卿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类，客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。而班《志》于区分之意，不注一词。近代校雠家，亦鲜有讨论及此者。自吾观之，客主赋以下十二家，皆汉代之总集类也；馀则皆为分集。而分集之赋，复分三类：有写怀之赋，有骋词之赋，有阐理之赋。写怀之赋，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；骋词之赋，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；阐理之赋，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。写怀之赋，其源出于《诗经》；骋词之赋，其源出于纵横家；阐理之赋，其源出于儒、道两家。观班《志》之分析诗赋，可知诗歌之体，与赋不同，而《离骚》则同于赋体。至《文选》析赋、骚为二，则与班《志》之义迥殊矣；故特正之。

推荐阅读：